两岸青年福州漳州同唱宝岛金曲
[19]《尊德义》，第173页
这说明这个说法是古已有之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孟子·公孙丑上》）又说：君之视臣如手足。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董仲舒为了把儒家思想落实到现实政治操作层面，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就逐渐地抛弃了民本思想，代之以尊君卑臣论。
帝制性的儒学是从西汉董仲舒后所展开的一种历史走向，这样的儒学为帝皇专制所吸收，而成为帝皇专制者统制的工具。扬雄就是这样一位儒者，在他的身上相当多地体现了先秦儒家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精神。自陕西越秦岭进入甘肃，顺着狭长的祁连山出嘉峪关而至广袤的新疆，大致为本文所论的西北地区之空间。
1903年，应邀主讲于甘肃兰州大学堂，同年殁于任上。与批评士绅阶层的无所作为不同，他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社会分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意识到了一个社会在其分工的基础之上，应是人人皆有所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儒教之未行，有儒教自身经义繁复之弱点，但并不影响儒教之思想纯粹深刻。进一步而言，地域儒学的概念争议，并不能够抹杀这样一种事实：即儒学在不同的地区发展时，因学者的交流与讲学活动而造成了与当地社会空间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此之后，魏晋时期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原地区的一些儒门之士为避战乱躲避到了西北地区，河西走廊以至陇东、陇南和关中平原的五凉统治者和三秦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阐释发挥广大儒学[9]40。儒教之普遍化，是刘古愚政教改革之精髓。
二、经世与交融：刘古愚对西北儒学的地方性实践绵延祁连山脉，沿黄河而发展起来的西北地区，一度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在此后的西北地区，儒学的影响便开始有了发展的土壤。没有了对人的关照，对社会、国家有益的意义，则技术会变成奇巧淫技，可能会反噬天地之化育。在各省的分布中浙江和山东的地理分布最为均匀，由此可见山东和浙江各地经济、教育、文化等资源分布于发展较为平衡[13]110，而西北地区的进士家族只有一家处于陕西的同州府，而此地位于渭河、洛河和黄河的三河交汇处，是个交通要地，经济和文化等各样交流都会在此聚合[13]110。
另一方面，学术的发展与传播受制于学者在某一区域的在场，而对于空间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凸显。以杨、左二人在西北之履历中，可以窥见，有清以来，西北地区因经济之落后，其人虽有创建学术之志，却苦于资源之匮乏。官师合一意味着政教合一，文教的普遍性，使其成为了化民成俗之根本。因此，兵不能战，吏不能治，农不能种，工不能修，商不能兴。
所以，他认为只有贯通南北、取消分化之态势，才能形成江河气势聚会中国，无南北之分，人心亦萃于一方，能行外洋各国并立于今之世界而为之雄[8]19的新局面。而儒学在西北地区的地方性传播，也因此有了非常显著的特色。
某种学说因时间、空间的发展、转移而发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派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可以说，他真实地将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落实到了普及的全民教育之中。
时代变化带来的其他学说的刺激，使儒学在回应种种挑战时，也不断地生成了自身的新思想。中国之贫弱也激起了一位儒家士大夫的下学而上达的担当意识。但是，根据何炳棣的研究，这条泛滥难治的黄河甚少与中国文化起源的联系，反倒是黄土（loess）区域———即陕西渭河流域、山西汾河流域和河南西部的自然环境才是中国文化的起源[6]3。刘古愚引用司马光和王阳明的观点，提出格物是诚意的工夫。陈来先生指出：一般来说，一个学派如果始终只在一个地区传承发展，仅活动于地方，作用于地方，则其地域性自然突出。[8]21刘古愚《大学格致知说》中的思想，不仅将儒学之心性基础落实到了最根本的对人之生意的根本之处，而且将格物与心性连为一体，用实学最终实现了心性之学的彰显。
他在任上集中发展军政，同时也大力推广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工业和新式学堂。……仕学不分，天下之官府即天下之学舍也……其实各业皆朴者治事，秀者明理，明理即为居庠序，治事即如‘散田野，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8]175-176。
直到汉武帝时期，汉帝国出于对中原地区整治问题的需求，才开启了对西域的开拓。而此后丝绸之路的发展，东西文化的汇通，又使此地的学术风貌有了重视交流、融会贯通的品质。
[1]29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属性，更使得这种古典空间观得到加强。其次是针对地域性可能会削弱对儒学形而上普遍意义的认知与分析，杨念群认为这种批评中没有看到儒学在基层社会的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大传统与小传统话语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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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古愚看来，中国之积弱在于无学，国家之事涉及军事、社会治理、农业、工业、商业等方方面面，而儒学却仅仅教育试图通过科举取士的士大夫阶层。在河土辩【3】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整个西北地区只有陕西的渭河流域比较早孕育出了农耕文明，其经济与人文的发展也因此而兴起，至于渭河以西的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沟壑遍布，从其自然环境而言，并不适应于人类的居住与发展[7]38-45。
更为难得的是，他在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益处时，也冷静地察觉到了科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价值问题的局限性，不仅如此，科学也无法解决家国天下等更为复杂的与人类生活相关联的政治、历史等问题。其全新的全民教化之观念，即今朝野上下力求自振，而推本于学校[8]48，也由此而得以展开。
他认为，举凡天下之物，有益于身、心、家、国、天下者，无不精研其理，实为其事，俾家、国、天下实获其益，则天生物以供人用者，皆得显其用，是为‘格物，是为‘尽物之性。……然自尧、舜至今，几五千年矣，地埋发泄几於无余，而南方风气日开。
有学者认为以黄河作为起源说其中包含有文艺的创作，表达了中华民族抗击黄河泛滥之不屈的精神，与科学上探究文明之起源并无关联。以形质言‘物，以义理曰‘性。但是，德性之涵养之外，儒学仍重格致一说，再以《大学》为例，刘古愚特别发明《大学格物说》，认为：‘格物之说，《中庸》至诚尽性章可谓补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地域儒学的概念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内卷化的地域儒学当然会破坏儒学的整体性与形上而的普遍性。反之，社会风俗之力量，也促成了对内在化的进一步影响，使内在化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而产生内生的力量。
‘格物能参赞化育者，服牛乘马，烁金凝土皆是也。……言‘物则实而纷，言‘性则虚而要。
作为一个新的移民点，他们把老家的一切都带到了西域，在严密的组织下，平时务农，教育学习，孝敬父母，有敌人来则全民皆兵，所以这里的儒家典籍和识字课本不仅仅是守边戍卒学习之用，更是他们子女也就是‘边二代和‘军二代童蒙学习之用。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